搞可持续发展是跨学科的研究，看问题、谈看法与单学科的研究完全不同。

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我有幸同时担任上海科协的常委和上海社联的常委。回顾起来，40多年的学术经历中，几次换跑道和学术转型，对我形成跨学科的研究思维和方法论以及形成科学到底是什么的科学观，有重要的影响。

一是假说要有循证、数据要有思想的波普型思维。这是1970年代后期搞地学研究时候形成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做研究搞学术，我强调数据与思想要有结合和匹配，同意科学哲学家波普提出的证伪主义，认为胡适所谓“大胆假说、小心求证”对搞科学研究的人是必须的。

现实中，一些人文学者谈想法，常常是我认为怎么样，但是缺乏证据支持，我会想：证据是什么、它们在哪里。做实证研究的一些人，有一大堆数据和图件，却没有创新的思想，我会问：要说明什么问题、新意在哪里。我自己做研究是希望两者都有的。

讨论上海城市精神和城市文化，城市空间形态变迁是我的循证基础，发现可以从中提出一些不一样的想法，进行一些辩误。例如，有人说松江是上海之源和海派之根，因为有4000年前的广富林文化遗址。我说上海城市之根应该是南市老城厢，因为上海建城是1291年从南市老城厢开始的，松江等地是1958年才并入上海。推而广之，6000多年前的冈身以西其实都不是上海城市的起源。类似地还有，从历史上的江浦合流和十六铺看上海城市缘起，应该说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河，苏州河是外婆河；海派文化的空间代表是江湾大上海计划，红色文化的空间代表是人民广场；等等。

二是常规阶段要收敛、变革阶段要发散的库恩型思维。这是1980年代中后期搞科学哲学研究时候形成的科学观和方法论。搞地学研究板块学说革命，搞科学哲学研究库恩范式理论，搞管理研究德鲁克管理思想，搞可持续发展研究Daly稳态经济学，几次换跑道和学术转型，使我对科学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有了较好的感悟，形成了常规阶段要收敛、变革阶段要发散的库恩型思维。这对当前研究世界和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很有用。

从中国发展看，中国式现代化经历了和经历着三个阶段，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每个阶段都是发展思维的重大变革。从世界发展看，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大国冲突等灰犀牛或黑天鹅事件的影响日益常态化，发展研究需要用全新的韧性范式去解决各种不确定性的问题。

三是从理论引出新政策、从政策引出新理论的巴斯德型思维。这是1992年以来搞可持续发展研究形成的科学观和方法论。

搞可持续发展，我觉得巴斯德型思维是看家本领，它既不同于波尔型研究，也不同于爱迪生型研究。纯学术的波尔型研究，从理论到理论，强调理论思考但不关注科学应用；也不同于纯应用的爱迪生型研究，从实务到实务，强调应用研究但不关注机理解释。

我用巴斯德型思维研究可持续发展，关注实务研究或政策研究与理论研究或学理研究之间的互动与双向赋能。从理论引出新政策的例子，如从强可持续性的理论和甜甜圈经济学引出中国发展C模式，区别于发达国家转型发展的B模式；从政策引出新理论的例子，如从中国生态文明实践提出可持续性科学的对象-主体-过程分析模型，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弱可持续性分析模式。

（作者诸大建，系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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