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

 

　　陈家琪，首先是一个感性的人，一个有着双鱼座的浪漫的人——被推上手术台，他会数头顶上的手术灯有多少个；抱着头上缠满绷带的儿子去疗伤，他会红着眼睛，比孩子哭得还厉害。

　　然后，他才是同济大学哲学系主任，今年60岁了，还在带研究生。

　　1996年5月16日，当时在海南大学教书的陈家琪课上提问：“今天是什么日子？”大教室里200多个学生没一个能答上来。

　　1966年5月16日，一个阴天。陈家琪和母亲，被一辆破旧的三轮小车拉着，离开西安，前往200里外的华县，与有历史问题的父亲相聚。历史上的那一天，有过一个叫《五一六通知》的文件，标志着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的开始。多年之后，每逢这一天，陈家琪总要跟什么人，至少是跟妻子李少华，静静地坐一会儿，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坐一会儿。

　　陈家琪的父亲因为在国民党邮政系统当过小官，一生背负“历史反革命”的罪名。他留下的痕迹，是一把永远挂在墙上的京胡，两箱棋谱，以及结婚25年与妻子共同生活40个月的记录。

　　陈家琪从小跟着妈妈生活在姥姥家，一个祖籍天津、沦陷后迁居西安的大家庭。大家庭里有好多规矩，低声说话、小声咀嚼，宅内常年清寂无声。姥爷，一个民国时期的邮局职员，一辈子没迟到过一次。全家人每天起居饮食的时刻不会相差10分钟，一切刻板有序。

　　大人无需言语，只消一个眼神，陈家琪便心领神会，收手敛脚。森严的气场需要察言观色，他因此变得格外敏感、容易忧愁。对这气场，他是很不喜欢的，从小盼着有一天能“冲破牢笼”。所以，“‘文革’一开始，我是多么热血沸腾”。

 

　　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劳苦大众

　　热血沸腾的至少有几千万青少年。

　　据《人民日报》报道，1966年8月18日起的3个月内，毛主席在天安门连续8次接见了1100万红卫兵。李少华在她的私人回忆录里记下了当时的情形——国庆节后，她跟四五个高三学生到达北京，10月17日接到通知：毛主席将在10月18日接见他们。这批被接见的红卫兵有一百多万人。大家整夜没睡。10月18日，中午过后，一队敞篷吉普由几辆摩托开道，风驰电掣般驶过。毛主席在第一辆，刘少奇在第二辆，周恩来坐第三辆。喊了一夜口号、唱了一夜歌的他们大脑几乎停滞，手里摇着红宝书，呼喊着“毛主席万岁”。一些恰好去上厕所的同学回来听说毛主席已经过去了，有的发呆，有的咧嘴哭了起来。

　　陈家琪的接受“‘文革’是一场正义革命”，有着复杂的思想基础。回忆很难完整还原当年的情境，现在能够用语言归结的，就是他们那辈人所受的17年教育。海量的报刊宣传和绘画、小说、电影的教化，在这辈人心中填满了理想、英雄、献身、解放全人类这样的词汇，也填进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非友即敌、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般无情等等一整套意识形态。

　　“它不是告诉你美丑善恶的观念、准则，而是塑造了感知，好比老给你吃一样菜，慢慢你的味觉就被搞定了。”陈家琪说，“尽管一个月只有二十几斤粮食、不到半斤油票，一年到头就那么两身衣服，但我们真的就相信自己生活在天堂里，整天想的就是去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

　　大跃进年代，他把家里的铁锅和铁锁都拿去炼钢；大饥荒年代，对饥饿的滋味记忆犹新，他却坚信这是对意志和忠诚的考验。

　　“64、65年，困难时期过去，经济稍有缓和，教育非常宽松，很奇怪，一方面在批判‘白专道路’，鼓励投身社会活动，向党表忠心——也就是帮售货员站柜台，帮工人挑大粪，或者从学校走到大雁塔，锻炼革命意志——大家都很愿意参加；另一方面，没有作业，没人想考大学，也没人管你，我有大量时间看闲书。我在班上有个外号叫‘文疯子’，‘文革’之前，能看到的中外古典名著我都看过了。”

　　1966年11月22日，陈家琪和李少华等几个人从西安出发，经汉中、成都、重庆、遵义、韶山……最后到武汉。整整3个月，走了4000里路。翻过秦岭，他们帮一辆卡车装了草袋，司机要带他们一段，坚拒，始终步行，他们才瞧不起那些坐交通工具的“长征队”。

　　初中二年级，有个穿列宁装、讲普通话、颇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地理老师常常给学生们朗诵《林海雪原》、普希金或海涅的诗。对陈家琪而言，那些句子已经化为一种永恒的声音，代表诗意和理想。很快，他开始大量写诗，字里行间，洋溢着充沛的革命豪情。

　　1968年1月，亲历了大规模武斗的混乱、流血和死亡后，他陷入深深的迷惑，写下《如果说，你是我的敌人……》——昔日那些苦出身、会为班级一块玻璃被打碎而叹气、会背着生病的同学到处求医、邢台地震后会捐出全部生活费的同学，一夜间变成了敌人，挥舞着棍棒皮带互相厮杀，要致对方于死地！小说诗歌读多了的陈家琪，下不了手。

　　陕西省第二劳改支队

　　陕西省莲花寺石碴厂是陕西省第二劳改支队的别名，1972年底，该厂对外招工，招进一个“很能写”的人，名叫陈家琪，分在管教科当教员，不合乎必须是党员的要求。

　　陈家琪在那里一呆7年，因为熟读马列，理论基础扎实，被委派写公文，无数次被退回之后，他终于掌握了这种文章的奥妙。

　　那里关押着几百个政治犯，大部分人的罪行是偷听敌台。“广播里说，投一封信，寄些粮食给你。那时候饿呀，一封信才几分钱，他们信以为真，真写，寄到香港，3天后就被抓起来，判得非常重，十几二十年，然后就成了最廉价的劳动力。我那个劳改队，就是从山上拉石头，用搅拌机打碎，铺铁路用。像我这样的，一天最多也就能拉10车，他们得拉几十车。”

　　“我在监狱里看得很清楚，很多东西是假的。譬如犯人上诉，材料要通过监狱干部转交法院，但干部没把这个很当一回事，往往在抽屉里一压很久。过了很长时间，犯人问：‘政府啊(都管我们叫政府)，法院有没有批复啊？’‘啊，我给你去催问。’其实还在他抽屉里压着，过了很久才转。再譬如，我们一起开会讨论减刑，说到哪个犯人可以减刑，忽然有个干部说，某某犯人反映他上工的时候哼过黄色小调。只要一句话，这刑就减不成了。没有人去调查他哼过没有，哼的是什么，是不是黄色小调。”

　　他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一年多，因为自由散漫，他被取消坐办公室的科员待遇，每天带犯人进山拉石头。他顶着破草帽，领着100多个犯人上工，最幸福的是听一个犯人喊“抽烟啦”，大家围拢来，每人卷一根炮筒一样的纸烟。

　　抽烟的时候，他在想什么呢？在“文革”的舞台上，官僚制度没有变，却把人性中最阴暗、最见不得人的东西大面积开掘出来。这不是巴黎公社，不是十月革命，而是理想在现实面前的全线坍塌。

　　直到今天，陈家琪还会在言谈中经常性地长叹：“我们没有办法呵，一点办法都没有。”

　　“把某个东西说得越肯定，越确凿无疑，虚无主义就来势越猛。因为太肯定的东西稍一松动，虚无和相对的幽灵就乘虚而入，很可能把你说的本来有价值的东西也毁掉了。大家说这个是假的，那个也可能是假的，结果导致全盘皆输，什么都不信了。”

　　你看，命运这东西

　　如果没有1977年的恢复高考，他很可能成为一个剧作家或作家；如果不是77年负责招生的人在“文革”中与他观点对立找茬取消了他的报考资格，陈家琪很可能成为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本科生，而不是78级武汉大学哲学系的首届研究生。

　　“所以你看，命运这东西。”陈家琪在他位于上海东北角五角场地区的家里走动，轻轻地感叹。

　　他这一生都在搬家。有那么十多年，他好像总在从一个“不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地方搬到另一个：插队时的住处，床边就是猪圈和羊圈；海南岛育种时的小竹屋，掀开被子没准就有一条大蜈蚣在等他；婚后那个不到10平方米、6月一进就汗如雨下的小阁楼。有那么十多年，跟许多中国人一样，他以为，家(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是不可能的；结婚，就是让你们不在一起的。

　　现在他老了，有了一个光线还算充沛的家，家里还有了每层可以放三排书的伸到天花板的书架。

　　一些学者对陈家琪1988年就写出《浪漫与幽默》这样的书感到吃惊，因为“其中包括了几乎所有90年代才逐渐呈现的话题”；而《沉默的视野》的上半部，则让许多哲学门外汉也被深深吸引，因为文笔和思想都很奇妙。

　　陈家琪保留了许多当年的物件，其中有一本软塌塌的、绿色封面的小册子，1970年代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那是他插队时写的剧本《春华秋实》，出版时已改编成秦腔，改叫《广阔天地》，演出过几十场。剧本里全是当时的行话：口号＋豪言壮语，“今天已经没法看了”。

 

　　没有信任，就没法谈道德重建

　　——对话陈家琪

 

　　一个民族没有理论思维的习惯，非常可怕

　　人物周刊：就从电视讲坛说起吧，您也去讲过一回，有些什么思考？

　　陈家琪：有些人说，各种电视讲坛会让人们去寻找《论语》、《庄子》、《史记》来看，我是不大相信的。多半是对久违了的传统的猎奇、浅尝辄止，阅读不会超过电视上讲过的内容。因为这些讲坛没有提出什么问题，没有让人产生困惑，也就不可能引发思考。大部分人也满足于“知道一点”的快餐式喂养，都很忙，没时间看书。中国常有这样的事情：写书的比看书的多。

　　人物周刊：有两个数据：在以色列，犹太人年均读书量达到64本。而咱们国家加上中小学教材，每人每年读5本书。

　　陈家琪：我注意到眼下两个事实：一个是大家都在追逐各种文化热点，一些文化人被制造成明星，媒体有这样的功能；二是对理论的关注太贫乏了。一个民族没有理论思维的习惯和爱好，是非常可怕的。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浅薄、单调的娱乐精神，我对这个反感透了。各家电视台都在用这样那样的选秀让人沉溺于其中，而且看样子，这股势头没办法遏制。

　　我老在想，电视用大量的凶杀、战争、灾难、悲情事件吸引眼球，昨天发生在美国的校园枪击案今天就呈现在你眼前，这些不停的刺激，让人们碰到身边真实的悲惨时反而非常麻木，无动于衷。人的情感是有限的，不能无限消耗。

　　哪怕你手握真理，也不能对他人施以暴虐

　　人物周刊：您分析过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对理论思维的限制：汉字强大的表意功能，得意忘言，无尽的言外之意。所以在《话语的真相》里，您得一再向人解释“为什么来海南”。如果一个人回答“我是来做学问的”，谁都觉得不可理解；而如果一个人回答“我是来当妓女的”，谁都理解了。

　　陈家琪：所以我很清楚，对任何一个当代哲学问题的思想者而言，要提出一套新的哲学理念、用新的范畴来解释经验，我们谁都没有这种可能。

　　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记录、描述、思考这个时代。我现在要做的事，比较清晰的，一个是抵制刚才说的浅薄庸俗的娱乐，还有一个就是抵制遗忘——把那些经历过的、记忆中的事情，以及我们思考到什么程度，尽可能传给下一代人。我现在给学生上课，发现他们对我们这代人和上代人经历过、思考过的事情基本不知道，也没兴趣，更不要说理论问题了，只知道围着考试和就业转，我觉得挺悲哀。从我们那代人的理想与热情到下一代的现实与功利，也许是一个必然，物极必反嘛。

　　中国目前处在一个很特殊的、我个人认为有些畸形发展的时代。发展如此迅速，过去完全想不到的东西和事情一夜之间全成了现实。所有到中国来的人都感到很陌生，就连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也是一天一个样。就说从我家到同济大学这段半个钟头的自行车路，5年里，没有一天路上不在挖啊、修啊，我都不知道在修什么，五角场拆了，彰武路动工了，小区门口架了中环线，奥运要来了，世博会也要来了，整个中国就处在巨大的消耗、变动之中，大家似乎就在为这么几个日子活着。我还记得在欧洲看到的那些小镇，几十年都是那样子，给人安宁感，而我们周围每天都在不停地变。

　　我们这代人，真的不希望任何动乱发生，真的很可能把现在积累的财富毁于一旦，中国历史上不断发生这样的情况。现在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人无所信，心怀不满，几乎没有多少人是满意知足的，包括那些腰缠万贯的，他想着怎么把钱转移啊，也生活在惶惶不安中。而且现代社会，人似乎都变得非常凶残，压抑着的各种欲望只要有一个缺口，马上爆发出来，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力量。“文革”时这种凶残已经表现过一次了。我真的希望这个民族能把一个戒律一样的东西摆在每个人面前，同时告诉后代：哪怕你手握真理、动机美好、人格高大，也不能对他人施以暴虐，不能以恶制恶！

　　大家公认的道德底线是什么？

　　人物周刊：现在人们的日子好多了，为什么反而会不安宁呢？

　　陈家琪：人的欲望一旦被调动起来，并意识到凭借自己的才能或运气可以占有更多资源的时候，他是不大肯停下来的。

　　这种必然我理解为命运。命运在英文中有两个词，一个是 destiny，一个是fate。Fate有宿命、命数、命定的意思，人们无可逃避，无力抗拒。Destiny也有强制的意味，民族、语言，还有海德格尔所说的天、地、人、神等等力量，将人置于一种关系当中。但也正是在种种被置于的关系中，人们才可能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所以这种命运并不宿命，它在强行置你于某种关系的同时也开启了另一种可能——不全是拒绝，也不全是顺从，而是求“和谐”。

　　“和谐”，在我理解，就是各居其位，各行其事，各成其是。柏拉图叫它“正义”，海德格尔叫它“自由”，实际上讲的都是一种自然秩序，或理解为自然的道德秩序。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最后都可以归结为一种道德秩序。

　　而道德重建，就是我理解中的“最热门”的理论问题。道德问题，说到底就是人与人之间有没有信任和能不能团结。一方面我们看到现实的残酷；另一方面深感道德资源匮乏。怎么办呢？许倬云先生的《从历史看时代转移》中有两段话给我印象很深，一是他认为孔子最大的贡献就是把贵族特有的礼仪规范化了，使之成为全民的规范，当然，我要补充的是这种贵族品行在以后的岁月中失散了；二是他说，资本主义得以出现，全赖信用与资金的流通、集中，在这中间信用比资金更重要，要靠国家法律和公权来维护和保障。这一点是孔子没有想到的。信用的一个最基本条件，就是信息公开和资源共享，做不到这两点，必然缺乏信任，没有信任，就没法谈道德重建。

　　我们一直缺的就是一个道德的思想资源。“文革”时因为没有了宗教，没有了传统文化，又不让讨论人性问题，到哪里去寻求道德的依据？毛泽东要塑造新人，比如雷锋，我相信是真的，我们那时候都以雷锋为榜样。问题在于，这么多雷锋如何相处？

　　所谓“大国崛起”，你得向世界输出有价值的东西

　　人物周刊：在倡导和谐社会的今天，中国的命运会怎样呢？

　　陈家琪：有时也听到一些基于fate的论调：搞不好了。这就是完全的悲观主义了。我更愿意它是可以调整的destiny。如果人们从眼下铺天盖地的娱乐里面走出来一些，沉下来思考一些问题，情况会好得多，至少文化景观会很不一样。

　　所谓“大国崛起”，你得向世界输出有价值的东西。哲学先退一步，音乐、绘画、小说、电影这些经验性的东西比较容易突破，但我们有多少可以拿得出手呢？理论上，我们完全可能写出《古拉格群岛》这样的作品，但现实中我们拿不出一部《日瓦戈医生》式的小说。

　　眼下中国的大片，一看就是一些暴发户拍的。中国电影对细节的处理，远不如外国电影来得震撼人心。人家导演对生命、对人生、人性的认识、把握比我们高明多了——我们缺少那种爱、慈悲、宽恕和反省，那种有宗教背景的哲学沉思。

　　人物周刊：中国儒家传统里是有这种东西的，比如孔子反复强调的“仁”。

　　陈家琪：但我们断了嘛。我最近谈论的一个中心话题就是断裂，孔子规范了的贵族之“礼”、君子的道德理想断了，时间上断的，空间上也断了。历史上中国两次平民政治战胜了贵族政治，一次是秦汉结束封建制，随之也就结束了贵族的世袭制，一次是隋唐科举制度的建立。某种意义上的平等是有了，但精神层次下降了。到明代，相权就废除了，皇权开始为所欲为……到满清入关，到孙中山，到日本入侵……仔细想想这几百年里似乎又有不可抗拒的fate的味道。知书达理统统靠边站，最后就只剩下吃饱饭。中国慢慢走向现代化，理性实现着自身。但很遗憾，这种实现在我们，确实是以精神的失落为代价的。

　　空间上的断裂是说，人和共同体之间失去了共尊共信的东西。60年代是有的，雷锋精神、勤劳勇敢、爱党爱国，定义是很明确的，我们跟共同体是一致的，都是坚信不移的。现在没有了，共同体说什么，都要大大打个问号。

　　古希腊，苏格拉底向共同体的习俗提出了挑战，所以共同体要将他处死。他临死前也在反省，想回归共同体的习俗，像死前嘱咐克里同祭献一只公鸡啊等等。柏拉图心里一直就在想一个问题：古希腊共同体的原则受到了一种更深原则——个人的良知原则的挑战，当个人判断与共同体原则相违背时，共同体就不允许了。

　　人物周刊：所以雅典的元老们以360票对140票判他死刑。

　　陈家琪：对嘛。个人主义的本来意思就是个人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就越想从束缚自己的共同体(家庭、氏族或国家)中挣脱出来。孔子在为共同体设计行为标准，而苏格拉底却通过自己的理性对此类标准表示怀疑。所以，黑格尔就说，最好的就是作为共同体统一标准的正题(伦理的、习俗的)与个人主义的反题(良知的、自我判断的)的合题。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大家公认的、作为正题的基本的东西(或曰道德底线)是什么？还有没有？儒家伦理＋马克思主义还足以支撑现代中国吗？儒家学说能否适应现代社会是一个问题；马克思也似乎从未设想过一个理想共同体的精神纽带问题。

　　人物周刊：公认的东西是有的——大街上每个人脸上都写着想多挣点钱。

　　陈家琪：还是没有超出对物的攫取、占有。譬如对一个女人，你最终总是希望她爱你，而不仅仅是占有她。黑格尔说过，自我意识的最初阶段表现为欲望，但欲望最后总要变成一些精神的东西，变成对欲望的欲望，譬如，性变成了爱。人是愿意为理想献身的，人也想获得承认——而被占有的物，它是不会来承认你的——我以为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之一。现在，实际上是利益、工具理性在支配一切，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别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