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中文 1932年生，江苏无锡人，195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后赴苏联莫斯科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读研究生，1959年秋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个人著作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原理——发展论》(增订版为《文学发展论》)、《文学理论流派与民族文化精神》、《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新理性精神文学论》、《钱中文学术文化随笔》等，以及大量论文。
80年代合作主编《现代外国文学理论译丛》(14种)、文集《文学理论方法论研究》；90年代主编《文艺理论建设丛书》(7种)、《巴赫金全集》(中译本)(6卷本)，合作主编文集《文学理论：回顾与展望》、《文学理论——面向新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以及《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36种)等多套丛书。
钱中文先生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4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博士生导师、《文学评论》主编，在当代文艺学学科的建设、组织和领导、中外交流合作、培养人才等方面，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有着卓越的建树。
问：很多学者认为市场经济导致了中国人文精神的滑坡，而我国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经过20余年的引进、选择，已经形成了多元话语共生并存的总体格局，同时也更加学院化了，少了一些干预现实的锐气。在这种背景下，您提出的“新理性精神”，获得学界的一致好评和响应。在此想请您重新向读者简略概述一下“新理性精神”包括的内容，特别是这个“新”字是怎样体现出来的？
钱：我所说的“新理性精神”，是一种以现代性为指导、以新人文精神为内涵和核心、以交往对话精神确立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新的思维方式，它包容了感性与文化的理性精神，是一种对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实行兼容并包的、开放的实践理性，也是一种文化、文学艺术的价值观。新理性精神旨在重建人文理性、实践理性和解决话语间的不可通约性，促进人与人之间以及各范式各话语之间的交往对话关系。
新理性精神是一种在当代中国历史条件下的综合立场。它对现代性进行了自己的阐释与规范，赋予它以反思与批判的功能，使其自身能够不断获得自新；强调继承传统，传统是我们的过去，但继承是为了创新，创新是传统的未来；它主张要有鲜明的立足于中国民族文化土壤的意识，独立自主的文化身份，正确处理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反对全面“向西看齐”，但又要充分吸取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美学与文艺学的若干精华。它是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即在协调人与人、自然、社会、科技关系中，融合成一种既有利于过去受到压抑的个人的自由进取，又使人际关系获得融洽发展的互为依存的新的精神，达到马克思所说的最终使人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文化理想。它主张以平等对话关系来改造人与人的关系；提倡感性，但应受到文化的制约。有的学者认为，新理性精神具有鲜明而强烈的民族性，它昭示出一种品质，即它是中国学者发出的可以与西方对话的自己的声音，是世界文艺理论多元对话时代里中国特有的“一元”。但问题在于实践。
问：您能否谈一下“新理性精神”对现实的回应？
钱：中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国家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经济获得了空前的活力，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城乡的面貌日新月异。但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拜物主义、拜金主义和金权结合的流行，正是这拜物主义和拜金主义增加了多种社会的弊端。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大约仍然怀着“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民族忧患意识，既为国家经济发展而高兴，同时也为种种社会文化弊病问题而忧心不已。
正是在这种现实背景下，我希望以“新理性精神”回应现实，以健康的人的理想来烛照现实。“新理性精神”的现代意识与反思批判、物质与精神、人文精神、理想与对话、感性与文化等多个维度，在对等的意义上就是我们的社会关怀、审美理想、文本叙述的立场与观点、思维方式与方法的综合。
它的现实的针对性首先在于，它密切关注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努力从当前我们的社会、文化和文艺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呼唤一种关怀人的价值与精神的新的人文精神，同时也包含在先进文化光照下的人的无所不在的感性需求，这实际上是对文艺学作为人文学科本质属性的提升，也是对各种不重视人的感性、感性需求的从概念到概念的冷冰冰的本质主义文学观的反拨，对无限张扬人的感性需求、追求自然本能的低俗的文学观的抵制。
新理性精神的思维方式是以交往对话为基础的，是主张开放的。这一理论不仅吸收了中国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艺学成果，同时吸纳了西方的存在论、现象学、生命体验美学与交往对话理论等诸多理论成果，在与西方对话的同时力图阐释我国当代文学以及文化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
新理性精神的批评，将会积极地介入创作。它不会过分顾及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之类的区分，它诉求一种审美理想的内涵：健全的人格，人的价值与精神，人的逐渐走向自身的全面自由与解放，人性化的社会发展，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桎梏和反对金钱拜物教对人性造成的异化，等等。在现今价值贬抑与人文精神弱化的境况下，我们希望通过大力张扬新的人文理性，促进当今社会精神文明和道德的建设。
问：一些学者认为您所提出的“审美意识形态说”、“审美反映论”、“交往对话原则”、“新理性精神”以及“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等学术思想，因具有民族的立场、世界的眼光、辩证的方法和前瞻的视野，而被一些同行认为这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思想基点和指导性范畴，您能否具体谈一下这些理论对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建设和创新产生的影响。
钱：上面提及的诸种范畴，是我个人在研究文学理论中所获得的认知，只能说一些同行认同了我的这些观念，而另一些学者对这些观念就觉得不以为然了。比如有的学者指出，“审美反映”比起反映论进了一步，但比起人类本体论、艺术生产论就落后了。使我感到不满足的是，一是论者未能真正阅读我对审美反映所做的解释，以为审美反映就是审美加反映，二是讨论不是在问题的同一层面上展开，所以往往是拧着的。有的提法如“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还被几位古代文学研究者宣布为“伪命题”，是否真是伪命题，这是可以进一步展开讨论的。不能过分夸大我提出的上述理论观念对于我国文论建设和创新的影响，世界大得很，文学理论观念多得很，它们在各自的范围内发生作用。但是对于我来说，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应当确立一种自主性与原创精神，这是极为重要的。我们在目迷五色的外国文艺思潮中，不能总是六神无主，追新逐后，盲目地跟着人家跑。要提出适合于我们自身的文艺发展、理论实践的观念，而且理论确实要随着文化、文学艺术的急剧发展而与时俱进，提出新观念，阐明新问题。当今在中国文艺理论话语多元的背景下，我觉得需要一种文化价值观将之统合起来。“新理性精神”试图从人的生存、现代意识、人文精神价值建构、对话论、语言论等方面，为文学理论的新的演进提供一种依托。中国文艺学是否要以新理性精神为指导性范畴，进行文艺理论的建设和创新，我自己从来不会也不能这样说，而只应在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因为理论自己认为如何如何，就往往成为自身的枷锁了。有的朋友说，“新理性精神”作为一种倾向一致的思潮或批评运动，在中国文艺学中的确立，正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构成国际对话的开始；而且，也只有在提出了明确的具有倾向性的理念之后，中国文论才能真正找到自我，找到建设与创新的理论突破口和学科生长点。我想，新理性精神原是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立足点提出来的，这是一种回应时代的人生立场、一种文化价值观，六七年之后得到了一些同行的认同，成为一些朋友在文学理论探索中的共同的趋向，这是使我感到高兴的。至于“新理性精神”能否成为一种思潮和批评运动，在文学理论建设中找到创新的突破口与理论的生长点，对此我没有过高的奢望，这同样需要通过实践的检验。新理性精神努力使自己有着一种内在的系统性：它的现代性的理论基点，人文精神的价值取向和理论核心，它的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已经不同于原有文艺学的理论模式，展现为一种开放的文论内在结构。但即使如此，它仍然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使其获得理论的丰满，这也是我正在进行的工作，而且也希望同行加入，共同探讨。有的朋友主张将其复杂化，因为只有复杂化才具有竞争力，我想，这复杂化恐怕就是指理论的丰满吧。
新理性精神是一种开放的理论的自觉，所以，即使是学者们认同了新理性精神的原则，但在文学观念的具体阐释中，仍然有同有异、各有特色、相互包容、共同丰富，这正表现了多元对话的时代精神，理论需要丰富与多样。
有的学者认为，新理性精神作为中国学者的社会关怀、审美理想、本文叙述的立场观点、思维方式、方法的综合性倾向，在对等的意义上，与后现代主义一样，在含义广泛、内涵不确定方面，是一种可以同日而语的思潮，这种提法与构架至少是一贴清醒剂：在东西方文化土壤不同的条件下，批评理论可以而且也应当选择中国特色。但不过在我看来，我们没有必要把尚未兑现的设想，说在前面，或是说得太早了。我倒宁愿这是少数有着共同理念的同行的一种学术立场与行为，这样我们的心态可以放松些，讨论可以自由些，话语可以个性化些，或是就是在学界遭到挞伐而消失，也可以无声无息、心情平和些。学术一旦被注入了外力，学理必然减弱或消失；或是说得过头了，或是被炒作了，就必然会遭到风必摧之的命运。
问：您一直在理论跋涉中求新、求变、创新，同时特别强调，在现今这个世界格局的多元对话时代，中国学者要有自己的声音。您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点？
钱：文学创作要以先进文化思想、现代意识精神为指导，同时必然会浸透着民族精神。当下的振兴民族精神，决不是提倡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为了确立真正的世界眼光，参与多元对话时代的文艺学建设。因为既称“多元”，当然不是指过去冷战时代的争霸，而主张实现多种民族文化系统的并存局面。既然要“对话”，就不是一个人“自说自话”或“惟我独尊”。“对话”的提法，也必然意味着认同不同对话者的存在，即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共存。你要生存，也要让别人活下去，在学术上更是如此。人与人是一种相互独立又是互为依存的关系，他们的生存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他们的思想自有价值，只是有高低之别，但即便如此，都应受到充分的尊重。在世界范围内的对话中，必须有自己民族文化的立场，否则就会因丧失思想光彩而“人云亦云”，或者称为“失语”。近代中国在世界上是弱国，要清醒地认识自己民族的处境和当今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才能站到前进的起跑线上。先贤说过的“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现在仍然是我们振兴民族精神的目标。一个伟大的民族，自然要拥有丰富的物质财富，但是最终昭示于世人的、传之久远的则是其精神财富。生产这种精神财富，应该在文化、学术中，从发出自己的声音做起，进行原创性的创造。要坚持自己的声音，要坚持原创性的创造，世界学术认同的是独创。学术回应时代、社会的需求，也回应学术自身的需求：学理的深化、完善与丰富。但是这种回应是绝对的个性化的，而不是跟随、重复与雷同。
我在论及巴赫金的一文中说到，学者要坚持自己的声音，坚持自己具有原创性的创造：学术上的真知灼见，常常会被时尚视为异端邪说，这时作为有学术个性的独立人格的学者，他能坚持己见，忍受种种歧视、寂寞，以至生活清贫，甚至生存也难以维持。但他们会克服一切困难和折磨，超越它们，坚持把自己的思想说出来，著述不能出版，就把它们束之高阁，而安之若素。这样的具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的学者，在中外学界真不乏其人。这是对巴赫金的写照，也是我半个世纪以来的生活感悟。
中国学者逐渐实现着对学术个性的追求，同时应当超越现代/后现代和东方/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在国际学术界发出自己的理论建构的独特声音，发展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文学理论。
《中国教育报》 （2003年2月27日第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