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有诸多不平事

“体制外就业已经成为我国就业的主体。”劳动科学研究所郭悦博士说，“可是，我们的社会、政府部门对此准备得还远远不足。”

不久前，北京某报纸刊登这样一条新闻：外地人租车不再需户口担保。文章说，外地人、外国人有望在今年10月享受在北京的汽车租赁业务。

报道这条新闻的刘小姐，本人就是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打工的。国庆前，没有北京户口的刘小姐在打听租车消息时，发现了这条“新闻”。尽管文章很短，目前也只有一家租赁公司推出这项业务，但版面编辑还是将它作了突出处理。他知道，关注这条新闻的“北漂族”有数百万人，其中读过大学的就有几十万人。

一张写着外地地址的身份证，给异地生活、工作的人增添了无穷麻烦。除了就业买房、结婚生子这些人生大事，在买手机、租车这样的小事上，户口都构成了不小的障碍。“这不公平！”留在北京打工的罗先生很激动。他所在的电视台每年底都有广告分红，然而，这个差不多抵得上一年工资的分红，必须是在人事部门有档案的正式职工才能拿，“就连看大门的大爷都有份，为啥我们编采人员却没有”？

不仅如此，小罗说，因为台里不和他们签订劳动合同，所以解雇人很随意。那些“正式工”犯了错，最多也就一个处分而已，而“临时工”因为一个小错或不小心得罪了领导，就会被台里“开”了。

比起小罗的“愤世嫉俗”，王军明显“现实”多了。“要想在北京漂着，你必须有钱！”毕业于四川某大学的王军说这话时声音明显高了许多，尽管现在只挣了人生的第一个10万元钱，但他自信凭自己的能力加上北京的机会，35岁前能够达到小康。王军对“小康”有自己的理解：在北京有车有房，有相对稳定的事业。王军知道，几年前外地人在北京买车是不能上牌照的，现在据说政策有所松动，但手续依然很烦琐。更麻烦的是买房，有北京户口的人可以买经济适用房，而外地人只能买高价的商品房了，所以必须有钱。

亟待法律保护的人群

“大学毕业生不再稀缺，加上这些刚出校门的孩子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因此在就业中，他们格外需要指导和保护，而我国的法律法规以及有关部门对此还没有足够的关注。”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石美霞建议在今后的劳动立法、政府决策中应充分考虑到这个群体。

针对目前普遍存在的不签劳动合同情况，石美霞教授提醒即将离校的大学生说，无论户口在哪里，都应该主动要求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这是保护自身权益最起码的手段。但王军却认为，供求比例的悬殊，让他没有底气提这些条件。“当初招聘我时，公司告诉我不签劳动合同。那时我敢说不行吗？”王军说，就这份工作，他身后还有好几个人排队等着呢。

石美霞教授建议王军向当地劳动监察部门举报他所在企业不签订劳动合同的违法行为。她解释说，劳动监察部门是监督、督促用人单位按劳动法规办事的行政部门。这样做可以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没办就业证也是王军的一块小小心病，他的一位同事小马就曾因此“吃过亏”。小马大学毕业后，留京与一家广告公司签订了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期限为1999年8月至2001年8月。可是第二年5月，公司却以小马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对其作出辞退决定，小马不服，诉至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官司还没打，小马的诉讼就被仲裁庭驳回。理由是，申诉人作为外地来京务工人员，未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相应的证件，即“四证一卡”：身份证、暂住证、就业证、健康证、外出就业登记卡。申诉人属非法务工，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及由此所确立的劳动关系属违法建立。故不应得到法律支持。

害怕被公安机关遣返，所以王军和小马都办理了暂住证，但他们不愿意办理外出就业登记卡和就业证，因为“那是给民工的”。王军的参照对象是那些解决了北京户口的同班同学，“他们为什么不需要，仅仅是因为一张户口卡”？

曾经在北京市总工会法律部工作的宋东律师同样不理解许多地区关于办理就业证的规定，“劳动法不但没有规定必须办就业证才能就业，而且保护人们选择工作地域的自由”。但他说，既然有了法规，就必须执行。宋东说，法律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而不会区分谁是大学生谁是民工。他希望选择体制外自主择业的大学毕业生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缺位的社保体系

尽管户口是许多人的心痛，但专家最担心的却是“这些年轻人的未来”，因为户口的藩篱正在逐步被打破，而体制外就业者的社会保障还未提上日程。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还不健全，大多数体制外单位并没有纳入进来，在体制外就业的人自然就无从交纳了。”郭悦博士希望有关部门的步伐更快一些，或者提前对这些新生劳动力采取一些特殊保护办法，包括让大学生在学校时进行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学习。

劳动经济学家莫荣先生也指出，中国应尽快建立起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让每个人有一个伴随终生的社会保障号码。无论你到哪个城市就业，都可以缴纳各种社会保险。

石美霞教授提醒说，一方面我们必须等国家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另一方面员工也应该主动争取自己的权益。比如说，许多单位不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的原因就是这样可以免交员工的社会保险，这时员工就必须主动争取，甚至不惜把单位诉至劳动仲裁部门或向劳动监察单位举报。石美霞说，许多刚毕业的年轻人觉着身体挺好，医疗保险似乎没多大用处，可真等得大病时就知道了。这是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下最基本的生存保障。还有养老保险，这些今天看来不怎么重要的事情，退休时就变得重要了。

在专家眼中，人事档案制度也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极不适应。在我国，人事档案还残留着计划经济的痕迹，它记录的是工人、干部的身份。而在西方发达国家，档案只是记录一个人个人信用和主要职业生涯的工具。另外，一些专家还对重建新型的企业文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多年从事中国单位制度研究的杨晓民说，体制外就业机构的迅速成长，意味着个人与社会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目前的体制外就业机构确实不能满足人们曾从传统单位组织里曾获得过的集体主义精神、安全和归宿感等。因此，一种既能符合社会稳定的需要，又能满足个人全面发展的新型社区文化、企业文化的匮乏，显得尤为突出。“尽管还有许多不完善，但那只是孩子与衣裳的关系。我们要做的是把配套的衣裳做大，而不是让孩子不长。”郭悦感慨地说，“因为，体制外就业的增长是挡不住的，那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青年报》 （2002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