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作为一个近代兴起的城市，其诞生、发展、繁荣与全球化历史、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紧密相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作为古老中华文明迈向现代文明的始发地，上海是探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演进逻辑的重要窗口。

不拘于传统与现代的古今贯通逻辑——

追溯远古上海，靠江临海，湖泽众多。距今7000多年前，海岸东扩，陆地抬升，水域缩小，开始适合人居。约6000年前，来自苏南、浙北地区的人纷纷来到上海。长江下游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其成为稻作传统起源地之一，远古先民开启定居型农业生产，社会开始进入文明起源阶段。

宋元以降，纺织业、手工业以及航运业带来的经济繁荣，缔造了初始的工商精神和务实品格；明清以来，上海承袭发扬江南水乡文化特色，依水而生带来了流动性和开放性。

在稻作农业基础上形成的成熟农业文明以及随后占据主导的江南地域文化，成为近代以前上海地区中华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在传统农商社会基础上展现出灵活开放、海纳百川、经世致用和敢于创新等诸多特点。

这些文化面向使上海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既拥有古老文明的历史纵深、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具有超越传统的文化土壤，得以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从古今贯通逻辑中探索面向未来的文化开放和创新之路。

超越东西方分野的中外融合逻辑——

中华民族具有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180年来，来自西洋和东洋的多种外来文化登陆，让上海形成了复杂多元的历史文化传统，成为现代意义的城市。上海独特的文化传统在这一全球化交往中，在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中得以确立。

上海特殊的城市精神品格生成过程，既是全球化的产物，又是本土意识觉醒的代表，不能单纯用东方和西方的两分法来解释。近代以来，上海汇聚了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还有犹太人、白俄人和日本人。多种文化资源的集聚融合和多元文化的辐射作用，催化形成了新的海派文化。

海派文化的现实土壤，一方面是上海在地理方位上处于江海相连的交汇处，另一方面是上海在精神文化层面上也处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更难得的是，上海在近代各种思潮汇聚和激荡中始终保持兼容并包和融会贯通的文化现代主义取向。由此，中华文明在中外融合中得以焕发新生，为后续形成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成为中国人民胜利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三种文化汇聚的主体性认同逻辑——

以“两个结合”的理论视野来观察上海近代文明的现代化历程，为我们打开了创新的时空维度，有助于掌握思想和文化的主动权，亦凸显中国作为文化创新主体的内生性逻辑。

180年来，作为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红色文化在上海激荡交融。西方（现代性）文化在上海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但这种外力作用一直没有脱离上海本土文化而单独发挥影响。

近代上海既受到自由主义、商业文化的影响，又受到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义思潮影响，处于中国人创建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与追求之中。不论历史和现实如何风云变幻，各类文化汇聚和各种思潮如何涌动，聚集在上海的中国人始终致力于把握改变国运的自主权。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这一现代主体性力量在上海诞生后，逐步带领中国人民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探索过程中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两个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由此来说，上海独特的文化底蕴体现着经久不衰、自强自新的文明特质。在长期演进过程中，上海始终坚持中华民族自身的主体性认同逻辑，在对外争主权、对内求独立的艰难求索中形成了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问题的共识，以及看待自身和世界关系的基本价值体系。这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铸就了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

新时代，把握好古今、中外和主体性三重文化逻辑，共同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可以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同济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副教授 运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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