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现代化大都市的高效运行，三分靠建设、七分靠治理。在数字时代，万物互联、万物皆数、万物皆治，带来海量的数据和交易、海量的人群、海量的物流集散，当然也带来了无处不在的安全隐患，但也为“大象”可持续安全奔跑带来了新机遇，如果说把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比作是一只“大象”的话。
数字时代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治理理念要实现根本转变。首先是从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转变。城市管理是自上而下的、单向的、是单薄的。这是我国早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一些做法，已经不符合现代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的要求。数字时代的现代城市治理是全体市民的权利和责任。现代城市治理理念，要体现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服务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最终目的，是要让全体市民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特别是要让市民参与到城市治理的全过程中来。从需求表达、合作生产、到效果的评价，都需要听到全体市民的声音。如果说传统的城市管理是织农家土布的话，那么数字时代的城市治理就是江南刺绣。利用信息手段，提高城市治理精度，并不只有冷冰冰的数据和刚性的机器，而是通过海量数据资源、完善基础设施、前沿信息技术利用，以及人性化的运作流程，更有效地保证城市治理的温度。
其次，从物理空间的城市向生命有机体城市转变。数字时代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已经不再是森林水泥构成的物理空间和众多个体聚集的场所，而是能够呼吸、表达、思维、创造的生命有机体。在城市治理的理念与目标、任务与重点、评价与反馈机制等各方面，它呈现出自身特有的规律。因此城市中的所有主体，必须树立全周期治理的意识，敬畏城市、善待城市、精心呵护和经营城市，这样才能为城市治理根本性变革创造必要条件。
第三，超大和特大城市生活、生产、生态的丰富性，得益于多种城市要素的聚合，而城市要素的多样聚合则向城市提出了精细化、自动化治理的根本要求。城市治理的本质是对城市资源的合理分配和高效利用，城市治理的资源即包括政治体制、治理架构、运作机制等制度资源，也包括人员、物资、财力等物质资源，还包括信息、理念、文化等非物质资源。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精细自动治理模式，就是要实现制度资源、物质资源、文化资源的高度适配。
海量数据的不断生成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社会敏捷治理创造了条件。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公共政策，不能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当然更不能刻舟求剑，让人苦不堪言。正确的做法是实现公共政策的调适性稳定，这是政策系统与外部环境适配与良性互动，从而增进治理的科学预见性和实时动态性。要超越公共政策变与不变的简单二分法，要构建公共政策调适性稳定的全新框架，做到政策理念的和合贯通、政策内容的稳健调适、政策过程的连续衔接、政策体系的配套协同，从而实现变与不变之间的精妙平衡和和谐共生。
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治理，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突破自身行政边界的限制，在交通、产业、环境、公共服务、数据共享、应急管理各方面实现协同治理，带动提升区域治理协同化和一体化水平，要主动寻找更多的自下而上的、纵横左右的、由内向外的协同元素和文化，让区域协同发展，实现自然涌现。
——本文摘编自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刘兴华在第二届“新技术·新治理·新城市”论坛上的发言
链接：https://info.whb.cn/mobile/2022-11-19/16503/detail-70690.html?timeTemp=16688216749475511×tamp=1669302289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