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上海展览中心拆除围栏，向市民开放为公共空间之后，上海音乐学院日前也宣布将于近期拆除汾阳路校区的围墙，对公众开放。这些举措让公众充满期待。

公共建筑不约而同拆除围墙背后，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拆除围墙之后的公共建筑及其所在空间，如何更好地融入社区、街区，进而为整个城市更好的文化氛围添砖加瓦？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李振宇教授对共享建筑学已研究多年。受本报之邀，他将多年来的研究所得娓娓道来。

建筑或空间共享
古已有之

上观新闻：共享建筑学是您所带领的研究团队近年来的重点研究方向。您是在一个怎样的机缘下，萌发了研究共享建筑相关话题的兴趣？

李振宇：我是建筑学专业的教师。建筑形式从哪里来？在不同的时代，影响形式的主要动力是什么？这始终是建筑学界不断探究的两个问题。

从维特鲁威的“实用、坚固、美观”三原则，到普利茨克奖牌上镌刻的“实用、坚固、愉悦”三个词，到我国目前提倡的“实用、经济、绿色、美观”建筑四原则，建筑的评价要素总是由技术、艺术和人文几个方面相结合而组成的。而建筑的形式，对人们具有最直观的影响，也往往是建筑师在设计创作中最富有挑战的工作。

如果说，在20世纪，建筑形式的发展在后现代、解构、地方性、参数化、生态化等因素的多重影响下，不断获得新的动力，那么，进入新世纪，伴随着信息化和共享经济的蓬勃发展，共享理念不仅为建筑形式，也为建筑的使用方式，提供了更多新的可能。

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共享”对建筑的影响清晰可见。在我国，共享建筑的实例不断出现、日趋活跃。这都驱使我和我的研究团队就“共享建筑学”展开深入研究。

中国如今是世界范围内共享经济最活跃的国家之一。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共享建筑形式在中国得到最新、最丰富的呈现。

上观新闻：所以，“共享建筑”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形式创新，它的内涵和外延与整个时代全球化、信息化、鼓励公益性行为的趋势，深度嵌合在了一起。

李振宇：是的。这是“共享建筑”方兴未艾的时代基础。不过，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共享建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发明。事实上，建筑或空间的共享在我国古代已有先例。

比如，从古到今，我们的城市就是一个共享的缩影。中文里的“城”指的是城墙，是防御的边界，“市”指人们共同完成交易的地方。顾名思义，城市从一开始就是跟共享有关的。

又如，在古代，苏州私家园林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做法：在每年清明节前后到端午节这段时间，有一些私家园林会向周边的民众开放。认识园主并非入园前提。只要你穿着得体、举止文明，给门卫一点茶汤钱，就可以入园观赏。

上观新闻：园林的主人为什么愿意这么做？

李振宇：这就是一个民俗。对于园林的主人来说，想法也非常简单，无外乎就是自己有一个精心打造的花园，种了很多好看的花，亭台楼阁，诗情画意，希望自己以外的人也能看到，于是，就把花园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开放了出来。

当然，客人也要有客人的样子。你要衣着干净，举止得体。这些要求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也没有用白纸黑字写出来贴在墙上，但大家都会对该守的规矩心照不宣。

无独有偶，皇家园林也有类似的做法。宋代有个金明池，本是皇家练水兵的地方，也是个皇家园林。每到春天，它就会对全民开放。

同样叫“共享”
形式方式各不同

上观新闻：这些做法尽管有时间上甚至季节上的限定，但让大众有了可以亲近私人园林和皇家园林的机会。

李振宇：是的。在研究中，我们把这种共享方式命名为“让渡共享”。就是说，建筑或空间的拥有者主动创造机会和条件，让渡权利，让其他人可以进入空间，共享这个空间所包含的某些资源。

从我们的研究成果来看，从古到今，“共享”大致有三种类型。除了“让渡共享”，还有“全民共享”和“群共享”两种。

“全民共享”几乎没有门槛，在城市里，就是指所有的市民都可以使用。用现在的大白话来说，就是不需要“被允许”就可以进入。

“群共享”指的是一群人共享一处空间。好比古时有一个私宅，主人将它作为和好友定期相聚的空间；如果好友需要，也可以提出意向，在约定好的时间使用这个空间。这个“群”会有边界，有时候边界十分明显，有的时候边界比较模糊，都有可能。如今为大众所熟悉的共享单车，其实就采用了类似“群共享”的模式。你加入了这个“群”，就可以共用、共享这个“群”提供的资源。

上面说的还只是“共享”的打开方式。当一个建筑或空间向公众或群落打开以后，进一步的共享方式也可以有区别。我们研究下来大致有四种——

第一种叫分层共享。在德国斯图加特国立美术馆，建筑师针对城市坡地，创造性地把美术馆中间的屋顶空间让渡给了市民。市民走过路过不用买票，就能通过坡道、台阶、庭院，享用美术馆共享出来的文化和空间资源。

挪威奥斯陆歌剧院也有类似的处理。为了打破艺术与日常生活交会的界限，整个建筑主体通过横向延伸且通往建筑顶部的斜坡，实现最广义上的公众开放。该建筑连接了城市和峡湾、城市和景观。屋内的人可以看到屋外的风景和活动。路人可以看到大楼内的活动、街道层的工作室。步行在屋顶斜面的游客可以看到正在排练的演职人员忙碌的身影。室内外的界面在这里开始模糊、交融。

第二种叫分割共享。落成于1995年的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新馆在设计上取消了围墙，转而通过台阶和抬起的广场重新界定建筑的里和外。连续的台阶向城市道路斜向延伸，与抬起的广场衔接为连续的水平界面，融入整个城市空间。四栋L形塔楼自抬高的广场拔地而起，围合而成的室外广场向全体市民开放。

第三种叫分时共享，不同时段供不同主体使用。我在长乐路上就看到一家小店，被分时租给了四个承租人——第一个早上做大饼油条，第二个中午做盒饭，第三个晚上做面条，第四个入夜做烧烤。这意味着，实际上，有四个经营者接力共用这一间门店。这也是一种高效且合理的空间使用方式。此外，共享单车其实也是一种分时共享。

第四种叫分化共享。分化共享不是让人去分享空间，而是通过某种安排，让空间来分享人。现在很多购物中心会把电影院造在楼层的最高处。早年我们刚学建筑学的时候，一定会以为这样的布置是错的。考虑到人流疏散，我们会想当然地认为，电影院应该安排在商场的底楼而非高处。但今非昔比，对于21世纪的购物中心来说，人流量是很重要的。没有流量，购物中心就没有生机。而如果把电影院安排在整个购物中心的高处，无论是在开场前还是在散场后，观众多少会在沿途逛一逛、看一看，等于为整栋楼带去商机。

站在“共享”的起点上
办法总比困难多

上观新闻：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共享，本质上是对空间资源的综合利用？

李振宇：在不同的时代，共享的社会基础有所不同。

“共享”的意识早在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便已经出现，但当时，人民共有社会资源共同生产还只是一个理想。

后来，商品社会孕育了消费文化，生产与消费之间关系的转变构成了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共享作为后现代的片段，具有高度系统性、复杂性和经济社会性。

在数字信息和能源绿色科技高度发展的当下，新的商业、生产与技术模式有可能孕育出突破原先功能、既有建筑准则的新秩序，从而造就共享、包容的设计策略，引领新的建筑思潮。

但无论设计策略或建筑形式怎么变，时至今日，共享，至少可以意味着不同主体、不同目的、不同时段的人，以一种新的组织方式来使用一处空间，而与此同时，建筑的打开方式可以借助个人信息终端来完成。在信息技术和设计策略的支持下，城市的建筑政策应该鼓励公益性的共享成为共享建筑的表率，而私人项目的共享，将会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能量，推动建筑学新的飞跃。

上观新闻：论及此番上海展览中心拆除围栏的举措，公众还非常关心：拆除围栏以后的上海展览中心还可以有哪些新变化。

李振宇：国内外的很多案例表明，公共建筑最适合也最应当成为公益性共享行为的表率。首先，公共建筑本身就是重要的公共空间，具有天然的公共属性。无论它采用哪一种共享形式，都可能使更广泛的公众受益。其次，公共建筑的投建、运营、维护大都受益于公共财政的支持，理应站在服务大众的角度，多多开动脑筋，使自己的空间资源得到更好、更充分的利用，发挥尽可能大的社会效益。这本应该是公共建筑责无旁贷的事。

就拿上海展览中心来讲，拆除围栏不仅是一种表态，更是一个开始。上海展览中心所在空间的管理方需要认真思考：拆除围栏以后的上海展览中心，如何让自己的空间资源得到更好的综合性利用、利用的形式可否更多元。首要的就是要打破过去的定见，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展览馆，只要办好展览、为展览服务好就行。整个空间从里到外的利用形式不仅可以有变化，还应当允许更多元、丰富、有弹性的变化。当然，这也会带来更多的运维工作量、安全责任、服务内容。

上观新闻：如何实现您所说的“更多元、丰富、有弹性的变化”？

李振宇：站在公共建筑的角度，我认为上海展览中心的管理者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自己的共享问题——

第一个方面就是渗透性。所谓渗透，就是要让公众有从这个空间穿过的可能。办展的时候，也许核心展厅必须购票进入，那么展厅外，可否举办一些面向公众的文化活动？整个展览中心在没有展览的时候，是不是依然可以有一些空间处于开放状态，或供市民参观，或开辟为具有公共文化活动功能的空间？如今的信息化管理手段非常便捷，可以在预约、管理方式上提供很多的新可能。

第二个方面是日常性。我们的公共建筑不能只走高大上路线。我们要打破一些既有的制度藩篱，让公共建筑具有更多为日常服务的可能性。是否可以允许自动贩卖机进入？公共建筑中的闲置空间，是否可以用来开辟面向公众的书店、小型博物馆、文化沙龙？这些都是可以讨论和考虑的，技术上也不难实现。

第三个方面是分时性。一个大型的公共建筑空间，从早到晚，不同时段的使用方式应该可以有所不同。

第四个方面是公益性，不以营利为目的，甚至可能是多花钱。多花钱的目的，是为了通过一系列的调整与技术配置，使整个空间提升共享的能力和可能性，能够以更多样的形式为更多公众服务。

上观新闻：要实现您所说的这四个方面，您个人觉得，可能会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李振宇：其实不会。我经常给学生举上海某个艺术中心的例子。

该艺术中心的建筑主体从里到外都有精心设计。但这栋建筑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孤立而封闭的。除了作为一个演出场所的基本功能，它和周边的社区、街道、行人之间几乎没有互动。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这是一栋新建建筑，那我们就可以通过各种设计策略，解决一个艺术中心的公共性问题，但这是一栋建成建筑。言下之意，认为这栋建筑在设计伊始就有“硬伤”，没有给“共享”留下空间和可能。

这时，我会问，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建艺术中心？不就是为了让人们拥有更多欣赏艺术、亲近艺术的机会吗？那我们就奔着这个目标去、多想一些办法。

比如，只要版权方允许，当中心内的歌剧厅、演奏厅在举办演出时，买票的观众在室内看，在室外，我们是不是可以搞一个同期的场外直播活动，让更多没有机会、没有能力买票的市民也有机会欣赏高品质的演出？

又如，在一些演出正式开始前，中心是否可以开辟一方空间，也许就是大堂的某个角落，举办相关主题的展览或沙龙，开放给市民报名？一些小展览、小沙龙，能不能邀请市民志愿者来主讲？我想，在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一定有人乐意来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公共建筑如何实现更进一步的共享性，改变观念是第一位的。除了改变观念，加强管理和补充资金也很重要。但相对改变观念，后两者更容易找到合宜的解决方案。

说到这儿，一定会有人问，那管理成本怎么办？同样一个建筑，用4小时和用8小时，成本肯定不一样。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可以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的。首先，要完善管理方法，提升管理能力和管理效率。其次，在管理上要适当地投入。在资金配置上，不能只考虑建设的花费，后期用于运营、管理的经费也要考虑。对于公共建筑而言，我们一定要做到“少废”“多用”，在提升单位面积管理效能、精简管理成本、约束能源消耗的同时，增加非闲置空间的使用频率，将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一并考虑进去。

所以，我一直呼吁，公共建筑要成为共享建筑的表率。而与此同时，对于那些非公共的经济体，要鼓励他们多参与、多开发与共享有关的实践。

以共享办公的代表WeWork为例，有别于传统办公工位排布最大化的布局，WeWork将公共空间和办公区融合了，出现了满足不同群体需求的共享空间：大到可以容纳社群分享、线下互动的公共客厅，小到仅容一个人沉浸思考的电话隔间，中间还穿插着吧台、沙发、咖啡卡座等不同风格的座席。这样的空间安排，既可以满足临时办公或差旅办公的需求，同时也为洽谈、沟通、放松、思维碰撞等一系列偶发事件提供了孵化空间。

而今一些长租公寓的共享空间也在探索，当个人的睡眠、洗漱等私密空间被压缩到极致，带有公共属性、可分享共享的活动被纳入各个尺度的场景设计中，可以积极促进住户之间的交流。

可以说，共享空间的出现，将使公共与私密之间的关系发生新的融合与重组。总的来看，在共享时代，私密的空间将更加私密而个人化，公共的部分则更加公共开放。而与此同时，在公共与私密之间，将形成一系列尺度丰富且极具差异性的群共享空间。

作者：柳森

链接：https://www.jfdaily.com/staticsg/res/html/journal/detail.html?date=2022-02-07&id=329201&page=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