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这个佯狂的骂客，在其放浪形骸的言行背后，隐藏着不易察觉的对利害的精打细算。王朔觉得用佛和药物把世界打通了，有时候很自信，有时候又很不自信。
王朔早年模仿美国的凯鲁亚克和塞林格，写了几篇还算不错的小说。早期小说讲述的多半是一群胡同串子作奸犯科的故事。比如其成名作《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就曾因大胆涉及青少年犯罪这一敏感问题，而引起广泛的关注。王朔本人则因这一类小说，受了一点儿惊吓。于是，他开始转向嬉皮笑脸的调侃，这一阶段的作品可以《顽主》为代表。《顽主》最集中地体现了王朔小说创作的基本特点：调侃。王朔赢得了大众的青睐，常常以大众代言人的面目出现，心底里却又充满了对大众的轻蔑和鄙夷，在作品中经常挖苦大众的庸俗、虚伪。这就如同在澡堂子里为人搓背挠痒的职业，目的就是要使浴客舒服，虽然他是满怀怨恨，恶狠狠地搔爬，但这样却更加刺激，更能博得浴客的欢心。王朔的小说也以他特有的调侃风格，与公众之间构成了一种怪异的“施虐-受虐”关系。
从根本上说，王朔终究是特殊时代的畸形儿，其人格发育依然停留在1970年代。那是一个崇尚肱二头肌和拳头的时代。作为特权阶层的大院弟子，其所信奉的暴力至上的人生哲学，培育了他的“破坏性人格”。不过，比王朔稍年长一些的兄辈们的肱二头肌和拳头，获得了使用的合法性，他们的肌肉的作用，在以革命名义的武斗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可以明火执仗地上街，砸碎王府井或南京路上的霓虹灯，而无须为此种破坏性的行为负责，相反，还被视作革命行动。等到王朔辈有力量使用拳头的时候，“革命”的铁拳已经受到了限制。王朔辈只能沦落到在街头聚众寻衅滋事的时候，才得以练练拳脚。有关情节，可以从王朔本人的小说《动物凶猛》中略窥端倪。在接下来的岁月里，随着1980年代的到来，肱二头肌的用途就越来越小了。商业化时代需要的是智力和计算能力，王朔辈的膂力显得没有了用武之地。成为作家的王朔，则将其青春期的肌肉能量转移到语言上，用京骂代替了拳头和砖头，用话语的暴力代替了身体的暴力。
1990年代以来，王朔终于赶上了商业化的节拍。参与影视剧的策划和编导，从中也获得不少利益。看起来似乎要改邪归正了。但其骨子里的反叛意识尚未彻底消失。编剧之余，时不时地向公共场所抛上几截砖头。专挑人多的地方砸，弄出不小的动静。先是砸鲁迅，后是齐白石、金庸，最近又是季羡林、周汝昌等一干文化名流。直到前些天，又砸到凤凰卫视上去了。一切他看不顺眼的东西，说砸就砸。这一系列英勇行为，赢得了公众的喝彩或斥责。而且，他一向打的是“地滚拳”，自己先躺倒了，也就不怕别人来撂翻，因而所向无敌。
从王朔本人的行为上看，自1980年代到现在，则有一个从“撒野”到“撒泼”的转变过程。最近的一次“撒泼”，源于被媒体披露他的一次失言。他对杨澜夫妇的攻击，只敢窃窃私语，一旦被披露，他就立刻道歉，表现出一副敢做敢当的绅士风度。然而一转身，却在女记者面前表现出另一副面目，以极为粗暴的方式，恼羞成怒的歇斯底里，发泄自己的怨愤。管不住自己的嘴，却要去管媒体如何做报道，确实是不知道“我是谁”了。如果说，他曾经的“撒野”中尚且包含一丝野性未驯的阳刚之气，这一回的“撒泼”，就有点忸怩作态。毫无疑问，“撒泼”依然能够引来诸多看客的围观和喝彩，王朔也得以趁机兜售自己的新书。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胡同串子式的“撒野”里的豪侠之气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在一些经利益打算过的蛮横和粗鲁。以前的骂骂咧咧，哪怕是嬉笑调侃的话，依然可以看到一丝不得志的愤怒。现在一志得意满的庸俗中年，骂骂咧咧的样子，却是装出来的，不仅色厉内荏，而且始终没有忘记拨打自己新书的小算盘。
新出版的《我的千岁寒》，其主干部分看上去像是一部影视剧的分镜头脚本，大概是肥皂剧看多了的缘故。凭着他一张“京片子”，要把对话写得有声有色，并非难事。张艺谋拍《满城尽带黄金甲》或冯小刚拍《夜宴》，没有请王朔去写台词，肯定是一极大的失误。在他早期的作品(如《千万别把我当人》)中，就可以看出，王朔有超强的对话能力，绝对是写相声的好材料。但相比之下，他的叙事能力却大为逊色，仅在《动物凶猛》中表现出不同一般的叙事技巧。叙事上的必要的总体性和完整性，与王朔的破坏性人格和暴力化的话语倾向是格格不入的。他喜欢盘桓在破碎言辞的废墟之上，炫耀自己的花言巧语，用强硬的京腔，把故事的残垣断壁敲打得嘎嘎作响。单纯的诉诸听觉的快感是不错的，却与他在书中所标榜的哲理性相去甚远。以致在他表达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就会弄出一些不着边际的东西来充数。《妄想照进现实》、《与孙甘露对话》诸篇，就明显是为了凑数的。
王朔说张艺谋是“装修大师”，我倒觉得这个光荣称号他完全可以用来自我表扬。这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却挖空心思把自己的混世原则变成一种哲学。或许惮于没有哲理的支撑，在公众面前缺乏有效的精神慑服力，王朔在新书中扯来《六祖坛经》、《金刚经》等佛教经典，为自己的精神门面镀金，把一间草寇的茅屋装修为一座辉煌的经堂。但歪嘴子念经，总是让人满腹狐疑，里面哼哼呀呀地念的全是歪经。《唯物论史纲》即是一篇自作聪明的歪经。用陈词滥调充当至理名言，用机巧的俏皮话冒充智慧，把各种各样残缺不全而又似是而非的知识碎片，胡乱拼凑在一起，看上去倒真像佛家游方僧的“百衲衣”。不错，“百衲衣”式的哲学符合草根大众的生存智慧，是实用的，同时也是低姿态的。而王朔对“百衲衣”哲学的自以为是的炫耀，则是文人式的劣根性，甚至还包含了市侩式的功利心。
毫无疑问，王朔是一个把“话语暴力”由红色转变为灰色和黑色的关键性的人物。由于其间隐含的或多或少的反叛性，王朔的言论被知识界一厢情愿地解读为以特殊的方式进行反抗，并常常与崔健的摇滚乐相提并论。但倘若细加辨析，就不难发现，这个佯狂的骂客，在其放浪形骸的言行背后，隐藏着不易察觉的对利害的精打细算。他所抛出的砖头，虽然砸得狠，但对象要么是死者，要么是些徒有虚名的书生。面对真正的强者，他从来是谨小慎微地规避，甚至对某种极端者的精神偶像，显出一副讨好的样子。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朔正是犬儒时代精神市侩的最高代表。更为怪异的是，他把佛陀的普济众生的精神，跟某种无赖的暴力哲学混在一起，调配成一杯刺鼻的混合液。这种制剂或许有强烈的精神致幻作用，可以产生自我膨胀和飘飘欲仙的欣快感。但它只是一种幻觉。一旦幻觉过去，只会觉得更加无聊和空虚。(作者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所教授)
